众所周知中国现阶段的水平远远达不到全民医疗的水平,除了基本医疗保障的最基础药物及诊费外其他的都需要我们公民自讨腰包支付,而在面对一系列的重疾时,“基本医疗保障”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并且医疗矛盾不仅仅在于此,医疗理念和技术还难以跟国际接轨,城市之间医疗水平差距渐渐拉开,医疗资源不均衡,一病难医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国外的尖端医疗水平现阶段中国也很难企及,对一些疑难病症的处理上往往比我们更有经验,这也就不难解释这几年国外看病热的问题了。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31日报道,根据业务范围涵盖医疗旅行预订的中国旅游预订公司携程旅行网的数据,去年中国人出国看病的总数为50万人次左右。

一些医疗旅行中介称,其中大多数旅行都聚焦于整形手术和常规检查,但出国求医的危重病人数量正在增长。

报道称,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有雇员为患者提供旅行和住宿方面的帮助,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均提供翻译。

“据我们所见,来自中国的患者是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梅奥诊所高管健康保障项目和国际医药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妮·L·海恩斯表示。

海外求医案例一:

罹患胃癌的63岁房地产开发商郭先生辗转两家医院,在经受了手术、化疗和放疗后,癌细胞卷土重来,中国的医疗系统无法阻止癌症侵蚀他的胃。

但后来郭先生到了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得以使用一种在中国找不到的免疫疗法新药——吉舒达。将近四个月之后的今年四月,他的肿瘤缩小了,体重也增加了。

郭先生花费约为22万美元(约合150万元人民币),全要自掏腰包,但在谈及医疗方面的差异时他说:“我能感觉到巨大的差距。”

报道称,近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还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支持,尽管该国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改革计划,但其公立医院目前依然不堪重负,床位和医生都供不应求,难以提供被很多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医疗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增加投入,并鼓励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

报道称,在中国内地,一些国外药物要等三至五年才能走完准入程序。郭先生正在使用的药物吉舒达,直到去年才获批在海南岛的一个医疗旅游试点区使用。

此外,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顶级公立医院里,午夜刚过就有人排队,顶尖医生的预约号在清晨之前便会被抢夺一空,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从“黄牛”处买预约号。

相比之下,郭先生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体验“更为人性化”,郭先生的医生让他充分表达想法,食物和饮料易于获取,等候区还设有长椅。

海外求医案例二:

住在南京、现年31岁的桥梁设计师赵女士去年曾带着患有脑瘤的五岁女儿珂斐(音)到德国的埃森大学医院接受质子治疗。而在上海,这种疗法只面向14岁及以上的孩子。她花了大约14万美元(约合95万元人民币),但珂斐的肿瘤缩小了。赵女士是在医疗中介的安排下赴德的,对其服务很满意,她说花费即便再多一倍她也愿意。“到了国外,你就会明白中介没有夸大其词,”她说,“事实上,我们的体验远远好于他们的描述。”

看了上面的两个案例您还认为出国离我们很遥远么,移民对于我们并没什么用么?一次性投入3万欧元,获得一本欧盟国护照,包您畅行欧洲享受欧洲现进的医疗,发达的医学技术,全民医疗。后续费用大都不需要再自讨腰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