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大亨冯仑曾写过一篇文章,《指责民企移民无异于逼迫妇女走夜路》。

文中有一样一段话:

一些媒体,包括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都说民营企业移民是“外逃”。我认为这种指责有些霸道,无异于逼迫良家妇女走夜路。比如说某个地方社会治安特别不好,经常有强盗、土匪出没,那么良家妇女走夜路,肯定不安全。这时有人大声喝斥“为什么不出来让人调戏或遭塌”,岂不是无理和霸道吗?!有些时候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状况,和这种软弱可怜的良家妇女是一样的。她的离开是自我保护,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们不应该指责所谓的移民“转移资产”或“合法转移资产”,应该检讨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哪些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不利于安心创业致富……?

中国企业家是不是像“软弱的良家妇女”那样惨?我不能下定论,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或许这只是身为企业家的冯仑某一时刻的感触而已,就像普通人受了委屈,伤心起来,也会负气地说:“我真是比窦娥还冤,比小白菜还惨”。

但说完这气话之后,依然继续之前的生活,投入到生活中各种小确丧和小确幸之中,或许下次再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又会再度抱怨,接着再度遗忘,如此循环……

一个人如果过度关注自己的不幸,却又无法摆脱使他不幸的环境,是活不下去的,而中国人认为“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在生活面前,其他都是扯淡。所以这个人必须再学一门遗忘的本事,或者把坏事变为好事的绝活。

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由无数这样的人生组成的。

但请不要忘了一点,当一件件小事叠加起来,最终会形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下面我要讲一个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被稻草压垮的骆驼故事。

十几年前,有一位号称“亿万富姐”的女企业家,凭借着惊人的商业天赋,白手起家创办了一个资产过亿的企业,还经常参加公益事业,给希望小学捐款。这样的传奇故事自然引来了媒体的蜂拥报道,一时间她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名气的女企业家。但忽然之间,一纸拘捕令将这位女企业家打入大牢,罪名为非法集资。在多方的营救声援之下,才由最初的死刑改判为无期。

这位女企业家就是吴英。

多方声援中,企业家们的声音最为迫切,这或许便是物伤其类。

任志强说:“救吴英就是在救自己”。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吴英。

著名大律师张思之也在声援之中,他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不管声援的声音有多大,改变不了吴英牢底坐穿,财产被没收,贱卖,价值8000万的酒店被几十万卖掉的事实。

这样的案件,在我们发展的道路上不止一起。

80年代中期,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直到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这些事情的影响力,都是一根根叠加在中国企业家身上的“稻草”。

一直以来,企业家们都懂得一个“默契”,那就是,允许你赚钱,但有些事情不要管,不要碰。

一直以来,企业家们也都很遵守这个“默契”,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哪天又不给赚钱了,这正是冯仑所说的:“有些时候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状况,和这种软弱可怜的良家妇女是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64%财富过千万的富豪选择至少掌握一个国家的绿卡;也是为什么有人手持多个户口,把妻子子女统统办好移民转移到国外,他们保留中国国籍,享受经济发展红利,一旦觉得“默契”将被打破,他们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

和安全比起来,花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来买一个国外身份,应该算得上是刚需了。

移民,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风险投资。